日本租赁行业「对租赁行业看法」

编者按：《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描述了日本租赁亲人产业背后的故事。文章中指出，没有亲人的人可以租一个丈夫，一个母亲，一个孙子。 由此产生的关系可能比你想象的更真实。文章由36氪编译，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启发。

两年前，60多岁的东京上班族西田一夫（Kazushige Nishida）开始租人做兼职的妻子和女儿。他真正的妻子去世了。在那6个月前，22岁的女儿在一次争吵后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

“我以为自己是个坚强的人，”西田告诉我。2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在郊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餐馆见面。“但当你独自一人时，你会感到非常孤独。”西田个子高高的，略微驼背，穿着西装，打着灰领带。他声音低沉，举止温和。

他说，他每天仍然去工作，在一家制造公司的销售部门，他有朋友，他可以出去喝酒或打高尔夫球。但是到了晚上，他就是一个人。他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感觉好些。相反，他感觉更糟。他试着去女主人俱乐部（hostess clubs）。和女性聊天很有趣，但是到了晚上，又得一个人呆着，而且还会因为花了这么多钱而感到自己很愚蠢。

然后，他想起了自己看过的一个电视节目，讲的是一家叫Family Romance的公司，这是日本许多租赁亲人的机构之一。电视节目中，一位老妇人热情地谈到要和她租来的孙子一起去购物。“尽管孙子是租来的，但那个女人还是很开心，”西田回忆说。

西田联系了Family Romance，并下一个订单，要求一个妻子和一个女儿和他一起吃饭。在订单上，他写下了女儿的年龄和妻子的体格：五英尺高，有点胖。费用是四万日元，约合三百七十美元。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咖啡馆。这位租来的女儿比西田的亲生女儿更时尚，他用英文单词“sharp”来形容她。但妻子给他的印象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年妇女”。“比如说，不像智子女士那样，看起来更像个职业女性，”他补充道。说完，他对我的翻译松本智子（Chie Matsumoto）点了点头。智子是一名记者、教师和活动家，戴着塑料框眼镜，在翻译这段话时笑了。

“妻子”向西田询问了一些她和“女儿”应该如何行动的细节。西田展示了他已故妻子重新整理头发时特有的甩头动作，以及女儿顽皮地戳他肋骨的动作。然后女人们开始表演。租来的妻子叫他卡祖（Kazu），就像他真正的妻子叫他卡祖一样，然后甩了甩头，把头发往后一甩。租来的女儿开玩笑地戳了他的肋骨一下。一个旁观者会把他们当成一个真正的家庭。

西田下了第二次见面的订单。这一次，妻子和女儿来到他家。妻子在西田和女儿聊天的时候，做了西田已故妻子经常做的煎饼——日式御好烧(Okonomiyaki)。然后他们一起吃晚饭，看电视。

随后又有更多的家庭聚餐，通常是在西田的家里，不过有一次，他们去吃了梦甲烧(Monjayaki)，这是西田已故的妻子所钟爱的另一种煎饼。西田想知道，他是否应该带这些女人去一个更好的地方，毕竟她们是他的客人。话说回来，在现实生活中，西田的家庭并没有去过那些更好的地方。

在另一次见面之前，西田给Family Romance提供了他家的钥匙。那天晚上他下班回家时，灯还亮着，房子里很暖和，有妻子和女儿在那里说：“欢迎回家。”

“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西田回忆道，微微笑着。他说，当她们离开时，他并没有想念她们——没有任何紧迫感和渴望。但他确实认为，“再和她们一起度过那样的时光会很好。”

西田说，尽管他仍以妻子和女儿的名字称呼她们，而且见面仍以家庭聚餐的形式进行，但在某种程度上，她们已经停止了表演，并“变成了她们自己”。租来的妻子有时会“打破租赁家庭的外壳”，抱怨她真正的丈夫，西田给了她一些建议。随着角色的放松，他意识到自己也一直在演戏，扮演着“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努力不让自己看起来太痛苦，告诉女儿如何捧着碗。现在，他感到轻松了，能够第一次谈论他的亲生女儿，谈论当她宣布她决定和一个从未谋面的男朋友同居时他是多么震惊，以及他们是如何争吵和断绝联系的。

关于真正的女儿，这个租来的女儿有很多话要说：作为一个二十出头的人，她可以说西田说得不对，或者说表达得不对。他让他的女儿很难道歉，这得由他来创造一个机会。“你女儿在等你打电话给她，”她告诉他。对我来说，这句话就像是某种奇怪的声音。西田自己似乎也不清楚女儿是如何以及为谁说话的。“她扮演的是一个租来的女儿，但与此同时，她告诉我她作为一个真正的女儿的感受，”他说。然而，如果这是一段真正的父女关系，也许她不会老老实实地说出来。”

最后，西田打电话给他的女儿——他说，如果这个租来的女儿没有帮助他了解女儿的观点，他就不会这么做。经过几次努力，他们终于能够交谈了。一天，他下班回家，在家里的祭坛上看到了鲜花，他知道女儿在他不在的时候回到了家里。

“我一直在叫她回家，”他小心翼翼地说，把女服务员给他带来的一条手巾折叠来折叠去。“我希望很快能再见到她。”

Family Romance的创始人石井一(Yūichi Ishii)告诉我，他和他的“演员”积极策划，以达到西田这样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租赁家庭将会在客户的生活中变得多余。他说，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人需要我们为之服务的社会”。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英俊男子，在接受电视采访后直接来参加我们的会面，穿着条纹西装，搭配袖扣和领带别针。他的名片上印着他的脸的卡通图案，还有一句标语，上面写着“提供比现实中多得多的快乐”。

石井出生于东京，在千叶海岸长大，父亲是一名水果商人，母亲是游泳教练。在他上小学的时候，他的朋友们会围着公用电话听他打恶作剧电话，因为这需要把声音伪装成大人的声音；只有他才能不笑地打这样的电话。二十岁时，他加入一家人才中介公司工作，并获得了一些模特和电影的额外工作。他还经常担任照顾老人的工作。他拿着手机给我看了他年轻时在不同的养老院庆祝活动上的照片，周围都是快乐的居民。他喜欢帮助别人的感觉，并为自己是最受欢迎的照顾者而自豪。

11年前，石井的一个单身母亲朋友告诉他，她很难让女儿进入有竞争性幼儿园，因为学校偏爱那些父母已经结婚的孩子。石井自愿在学校面试中扮演孩子的父亲。面试并不成功——女儿不习惯，他们的互动被拆穿了——但这让他充满了做得更好的愿望，并通过帮助处于同样处境中的其他女人来“纠正不公平”。他环顾四周，看看是否有人想过要开办这种专业的服务，他发现了一个叫做 Hagemashi-tai 的租赁亲人的网站。

Hagemashi-tai，可以翻译成“我想让你振作起来”。是由一名前上班族市川里一( Ryūichi Ichinokawa )于2006年创办的，他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儿子。五年前，大阪郊区一所私立小学发生了一起刺杀事件深深震撼了里一，在那次事件中，8个和他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被杀害。这种事件在日本很少发生，学校也没有配备适当的咨询服务。所以，里一修了一门心理学课程，希望成为一名学校辅导员。但最后，他开设了一个网站，通过电子邮件提供咨询服务。从那里开始，他扩展到租赁亲人。许多问题似乎是由一些不再出现的人引起的，通常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找到一个替代者。

石井在Hagemashi-tai注册了，但当时他26岁，人们认为他太年轻，不能胜任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做一个婚礼嘉宾。婚礼是租赁相关业务的基本要素，这可能是因为决定宾客数量的传统并未改变，这反映出城市化和移民的增加、家庭的缩小以及工作保障的降低。下岗的培训人员租人替代同事和主管。转学的人经常租人来替代儿时的朋友。新结婚的人不愿在家庭问题上互相麻烦，他们可能会为离婚、监禁或精神疾病的父母租用代替品。一位Hagemashi-tai的客户根本不想告诉他的未婚妻他的父母已经死了，所以他租了替代者。

2009年，石井决定创办自己的公司。第一步是想出一个难忘的名字。他开始研究与想象中的家庭有关的短语，并偶然发现了弗洛伊德于1909年发表的一篇名为《The Family Romance of Neurotics》的论文，这篇论文描述了那些相信自己的父母是冒名顶替者、而自己真正的父母是贵族或皇室的孩子。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幻想是一种儿童应对父母幻灭的不可避免的痛苦经历的方式。如果父母从来没有停止像对待他们的小孩那样，表现得全能、慷慨和一贯正确，没有人会变得独立；然而，谁又能承受这种心爱的人突然、无法挽回的消失呢？弗洛伊德写道，“family romance”可以让孩子保持一段时间的理想，把它重新分配给“新的贵族父母”——他们的美妙特征总是“完全源于对现实和卑微父母的真实回忆”。从这个意义上说，孩子不是“摆脱”父母，而是“提升”他们，“这表达出了孩子对那些失去的、幸福的日子的渴望，在他看来，父亲是最高贵和最强大的男人，母亲是最亲爱和最可爱的女人。”

石井与一家人才中介和一家科技咨询公司一起经营Family Romance，雇用了大约20名员工，其中7至8人是全职的。他有一个大约1200名众包员工的数据库。大型的一次性工作，如婚礼，约占Family Romance收入的70%。其余的都来自于私人关系，就像西田一夫的情况一样，这种关系可能会持续数年。

石井告诉我，从2009年开始，他已经扮演了一百个女人的丈夫了。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曾一度同时出现在十个家庭中。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工作量。“你觉得自己肩上背负着某人的生命，”他说。此后，他制定了一项规则，即任何行动者一次只能扮演五个角色。

这项工作的一个危险是客户依赖性。石井说，30%到40 %与租住丈夫保持关系的女性最终会提出结婚。男性客户变得依赖的机会较少，因为出于安全原因，租来的妻子很少去家里探望男性；西田的妻子和女儿例外，因为她们有两个人。一般来说，租赁伴侣和配偶不应该单独与客户一对一，也不允许有握手以外的身体接触。

最困难的是单身母亲。“我们不能把他们推开，冷冷地说‘不，我们不能那样做’，因为我们有责任长期扮演这个角色，”石井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第一步是将见面次数减少到每三个月一次。这种方法对一些人有效，但其他人坚持更频繁的见面。有时候，关系必须终止。

冬天，我在东京见到了来自Family Romance和Hagemashi-tai的“演员”。他们参加了婚礼、精神研讨会、招聘会、单曲比赛和青少年偶像专辑发行。一个女人冒充男人的妻子已经七年了:真正的妻子变胖了，所以丈夫租了替代者和他以及他的朋友出去。同一位女演员还在学校活动中替代了超重的母亲；因为超重父母的孩子可能会受到欺凌。里一和石井给我讲了很多的故事。一家夜总会的女主人租了一位顾客来邀请她。一位盲人妇女在一次单身舞会上租了一位有视力的朋友来辨认英俊的男子。一位孕妇租了一位母亲来说服男友承认自己的孩子，一位年轻人租了一位父亲来安抚他怀孕爱人的父母。

有些单身女性的父母对她的婚姻特别着急，她们通常会租用假男友或未婚夫。如果父母要求再次见到男友，那位女性通常会拖延一段时间，然后说事情没有解决。但有时父母要就绝对不能拖延，事情就会升级。石井说，他每年要举办两到三次假婚礼。费用大约是五百万日元(约合四万七千美元)。在某些情况下，新娘会邀请真正的同事、朋友和家人。在其他人眼里，除了新娘和她的父母，每个人都是演员。租来的新郎发表演讲时，常常使租来的客人落泪。石井扮演新郎时，他经历了复杂的情感。他说，假婚礼和真婚礼一样需要组织，他和客户一起计划好几个月。石井总是说:“我开始爱上她了。“当谈到接吻时，有些新娘更喜欢假装接吻——她们摸摸脸颊，看起来像是在接吻——但其他人则选择了真正的接吻。石井试图假装他是在演戏，但他经常说，“我觉得我真的要和这个女人结婚了。”

在Family Romance 提供的所有服务中，我最困惑的是“租赁斥责者”。斥责者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受雇于那些希望斥责第三方的客户，而是那些“犯了错误”并需要帮忙来“赎罪”的人。一位42岁的演员太史( Taishi )给我讲述了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健身教练，客户是一家50多岁的公司创始人，他抱怨失去了“前瞻性的动力”。他已经停止与员工开会，也不再喝酒。相反，他将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下属，打高尔夫球，并以公司的名义访问女主人俱乐部。公司的会计知道这些费用，所以员工也可能知道，这让他感到羞愧。

太史对他的这种自知之明感到印象深刻，但他不愿意对比他年长15岁的公司总裁大喊大叫，建议客户干脆继续和员工开会或喝酒，不再向公司收取个人费用了。作为回应，那名男子对领导和工人之间的正确距离进行了抨击，解释说任何变化都会恐吓员工。他甚至拒绝去参加一次会议，看看是否有人受到恐吓。在他们转圈谈话时，太史发现自己越来越生气了。“我说，‘好吧，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你为什么给我们发这个请求？’”他敲打着桌子。“问题出在你的硬脑袋上，”他说，然后从他的软饮料中拔出吸管，扔到房间的另一边。

租赁道歉者是租赁斥责者的反面，可能会特别棘手。石井概述了一些可能的情景。如果你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不满的客户要求见你的主管，你可以雇佣石井来冒充主管。石井将自己定位为部门主管，然后道歉。如果道歉不被接受，可以派另一个演员作为部门负责人道歉。如果部门主管得不到结果，石井会派遣一位懊悔不已的总裁。这些情况可能会变得复杂，因为真正的部门主管和总裁并不知道他们已经道歉了。有时，如果被冒犯的一方没有真正遇到犯错者，石井会代表犯错者，然后他假装是石井的主管。当真正的罪魁祸首看着他时，石井在地板上趴着发抖。石井说，这些场景给人一种超现实、梦幻般、不愉快的感觉。

涉及家庭事务的道歉压力更大。受骗的丈夫有时要求妻子的情人亲自道歉。如果情人不合作，不忠的妻子可以租用替代者。在这种情况下，石井的策略是在脖子上弄了个临时纹身，穿得像山口组。他走进这对夫妇的房子，当丈夫开门的时候，他跪下，连连道歉。这种想法似乎是通过惊喜、恐惧和奉承的组合来化解潜在的暴力。如果情人结婚了，受委屈的丈夫可能要求与情人和情人的妻子见面，希望看到他的婚姻被破坏。因此，那些妻子们不知道自己的事情的情人最终还是去找了一个替代妻子。我遇到的一位女演员把情人的妻子角色描述为她最糟糕的任务：除了让她感到内疚和可怕之外，她们往往加班加点，丈夫们大声喊叫，表现得咄咄逼人。

另一家租赁公司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它的名字Ikemeso Takkyūbin，意思是“帅哥哭泣”。客户可以选择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帅哥，包括“小弟弟”、“硬汉”、“知识分子”、“剑客”、“混血儿”以及令人费解的“牙医”。

Ikemeso Takkyūbin的创始人广木太莱( Hiroki Terai )告诉我，哭泣服务是另一项商业活动——“离婚仪式”衍生出来的。离婚仪式旨在通过结束婚姻消除社会污名。在过去的九年里，他举行了五百三十次。(在第四百次婚礼上，一个“丈夫”被他的前妻绑在一根蹦极绳上从悬崖上推下。仪式通常在一座破旧的建筑物里举行，以“象征一场即将破裂的婚姻”，其中包括一个幻灯片，用子弹点说明婚姻的问题所在。幻灯片放映后，15对情侣又复合了。有时，因离婚而感到尴尬的女性会雇用租来的亲人参加婚礼。

太莱告诉我，在早期，很多男人在离婚仪式上哭泣，这让他感到震惊。“女人通常没事，但男人们却在大哭大闹，”他说。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五年没有哭过了，于是在YouTube上搜索了一些催泪的视频，并找到了一则泰国人寿保险广告，讲的是一个不喜欢聋哑的父亲的女孩的故事。太莱哭了，感到卸下了一种负担。

他创造了一个短语，rui-katsu——“集体哭泣”，并开创了一项新业务，为了提高团队精神，领导们在会议上引领员工哭泣。今天，在日本，大约有40个组织举办了rui-katsu会议，其中大部分都与太莱没有联系。除了90分钟的公司会议外，太莱每年还会去福岛县的岩崎市，与地震幸存者举行rui-katsu会议。

现年37岁的太莱说，自童年以来，人们对男人哭泣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一项实验，他询问年轻女性他们会怎么看待一个哭泣的男人。所有人都说，只要他长得帅，她们就会认为他很敏感，很善良。在听到一些rui-katsu的女性参与者说，如果一个帅哥擦干眼泪，服务将会得到改善，因此，太莱觉得有必要开始派遣帅哥帮助人们哭泣。

我曾要求尝试这项服务，并选择了“剑客”，太莱带我在酒店大堂见面。(我的翻译智子表示惊讶，因为我拒绝为我的哭泣会议预订八千日元的私人房间；我向她保证，虽然剑客是个新鲜事物，但这不是我第一次，也不是我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哭。）剑客是一个年轻人，脸部轮廓分明，穿着一件由一位专门对传统日本服装进行现代主义重新诠释的设计师设计的服装。他给我读了一本儿童读物，在这本书中，福岛的一个小男孩给在海啸中被冲走的祖母和她的狗写了一封信。

“你哭了吗？”太莱问。“你得哭，不然他就没法帮你擦掉眼泪。“剑客，也是一个临时的演员，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手里拿着一条熨得干干净净的蓝白条纹手帕。我解释说，祖母和狗在天堂收到这封信时，我几乎要哭了。

接下来，我们都在YouTube上看了一段关于一个父亲在儿子婚礼上吹萨克斯管的视频。我恐惧地等着父亲得了癌症。突然，视频结束了。什么也没发生。但当我抬起头来时，我看到一个完美无缺的泪珠正滚向剑客的下巴。智子也哭了。太莱解释说，对他来说，真正令人流泪的时刻是，新郎的姐妹秘密地为父亲的萨克斯独奏准备了钢琴伴奏。

尽管如此，太莱还是想拍下剑客擦干眼泪的照片。“试着看起来很伤心，”他说。我看着地板，那个剑客拿着手帕向我靠过来。他告诉我他第一次参加哭泣仪式的试演，是在一个新闻节目录制现场。令他难堪的是，他无法为镜头哭泣:“我眼角有泪水，但泪水没有溢出来。”

“眼泪必须从脸上滚下来，”太莱说。但他又给了剑客一次机会。“那时他没哭，但我可以想象他哭的样子，”他说。“当我看到他哭的时候，我是完全正确的。”

我的下一次会面是和一位租来的母亲在涉谷的购物区逛两个小时。 在到日本之前，我就已经对此感到焦虑了。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我母亲给我写了一封精彩的电子邮件，祝我旅途愉快，并暗示我们最喜欢的一本书，《牧冈姐妹》（The Makioka Sisters）。这是一部写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家庭小说。我上中学的时候，母亲给了我她的那本书，我喜欢它的一部分，那就是姐妹俩的共同语言和私人笑话在我们自己看来是多么相似。难道不是因为我母亲和我分享了她从中得到的爱，我才成为一名作家，现在能够参观我们一起读到过的许多地方吗？我感到不公平的是，我不仅没有带她去日本，而且还打算租一个替代者。

一天下午，在东京的一辆通勤列车上，智子帮我填写了订单。“这里有一个地方要填上让你回忆童年的美好时光，”她说。我告诉她了我三四岁的那一天，我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医生，工作时间很长，很早就回家，带我出去买了一辆婴儿车。“我们得到婴儿车的那天，”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但我的母亲总是会感到莫名的悲伤。我担心她会告诉我不要变得病态，不要为那些快乐的事情感到悲伤。相反，她说，“我在想，为什么不是每天都能像拿到婴儿车这天呢？”

我在一家百货公司的咖啡馆里遇到了租来的母亲。我没有看过她的照片，所以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她：一个娇小的中年日本女人，她的长发染成了蜂蜜的颜色。我走近时，她站在那里。

“妈妈！”我喜上眉梢地叫道。

她回应了我一个拥抱。“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她用不带口音的美式英语问道。“你是想采访我，还是想做角色扮演？”

我订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建议我们两个都做。“这对我来说有点奇怪，因为我扮演母亲时，女儿通常都是二十多岁，”她并补充说，她五十六岁，比我大十六岁。

“我应该假装二十多岁吗？”我问。

“不，我可以表现得更老一些，”她说。作为我们的背景故事，她建议我的母亲“出于某种原因搬到了日本”，我们将在多年来第一次见面。我同意了。

突然，她的表情变得柔和起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她的声音也变得柔和，显得很忧伤。我感到一阵轻微的激动。

“已经很久了，”我说。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多少。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当她谈到我父母离婚后，我和父亲住在一起的时候，她的悲伤让我想起了我真正的母亲。

“我当然记得，”我鼓励地说，甚至发现自己在努力找回一个真实的记忆，然后我才想起没有真实的记忆，因为我们刚刚认识。“我是说......只是大概，”我补充说。

“嗯，我记得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每一分钟，我珍惜每一分钟。我只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人，”她说。“因为我的工作，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我现在后悔了。”

我感到一阵恐慌，仿佛一个算命先生告诉了我一件极其准确的事。

“你必须得努力工作，”我说。

“但是你的工作呢？你怎么应付所有的压力？“她问道，咒语被打破了，因为我真正的母亲知道我所有的工作，不会问我这个问题。我发现自己在电话里告诉了租来的母亲关于冥想的应用程序，问她是否喜欢冥想。“我想我们现在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说话，”她说，附和我的想法。

我开始采访她。她的名字叫艾莉（Airi），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和加拿大度过，因为她父亲是一名研究物理学家。70年代，她在情景喜剧中扮演一个“快乐的亚洲孩子”。她十四岁时，父亲把她送到日本，要她“进入体制”。她因为使用英语单词而受到责难和排斥，所以就学会了闭上嘴巴，直到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完成学业后，她加入了企业，在两年前离职的时候，已经晋升到了各个国际公司的高层。

此后不久，艾莉就在 Family Romance 注册了，现在每个月都会有一些任务。她没有子女或者近亲属；她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失去了丈夫、父母和一百一十岁的祖母。有时，那些把她当妈妈的年轻女性会谈论“她们在工作中的最佳状态”。听着她们的故事，结合自己的生活，她发现自己不仅能够想象，而且能够瞬间体验，如果不是太专注于工作而没有孩子的话会是怎样的情景。

尽管她们的性格和背景不同，但我听说艾莉的经历和我母亲的经历有些相似。我的母亲也克服了许多职业障碍，在一个与她成长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在她所处的领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她最近也不再工作了。当艾莉描述她喜欢的生活和本可以更好的事情时，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宽慰：她遇到了一些和我母亲一样的挑战，她没有女儿；所以不是因为有了女儿才导致了这些挑战。

我们谈到了我采访她的那篇文章。“我想我只是说几句，”她说，我突然开始对我租来的母亲感到内疚。当她简短地提到她的经济不稳定，说她不能“永远这样生活下去”时，我感到很痛苦，当她提议我雇用她当翻译时，我不得不告诉她我已经有一个了。最糟糕的时刻是，当她提到雇用她的女儿都没有要求再见她时，我意识到我也不会再见到她了。当她主动提出带我参观百货公司时，尽管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也答应了。

1868年明治维新后，改革者把日本统一在一个“复辟的”皇帝之下，经过几个世纪的孤立主义和封建统治，改革者们开始着手将日本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官僚军事强国。他们起草了一部新的民法典，对西方人称之为“家庭”的概念作出了规定。这个概念在日本没有明确的法律现实，任何一个日本词都无法表达。一个新词“kazoku”被创造出来，“家庭系统”被建立在一个长期存在的家庭组织形式基础上: 宗族（ie）或者说房子（house）。宗族在一定程度上是儒家思想的产物，等级森严。族长控制了所有的财产，选择了年轻一代中的一个人接替他——通常是长子，尽管有时是女婿，甚至是养子。房子的连续性比血缘关系更重要。其他成员可以留在宗族，嫁给一个新成员(女儿)，也可以成立子公司(儿子)。明治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把日本描绘成一个大家庭，天皇是主家的主人，其他每户人家都是附属的分支。“宗族主义”成为国家认同的核心，并与西方自私的个人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占领期间起草的一部新宪法，试图用一个西方风格的“民主”核心家庭取代宗族。规定强迫婚姻是非法的，配偶在法律上平等，不论性别和出生顺序如何，财产平均分配给夫妇的子女。随着战后经济增长和企业文化的兴起，家庭变得不那么常见，而公寓式核心家庭——包括一名工薪阶层、一名家庭主妇和他们的孩子——激增。在8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妇女越来越多地外出工作。出生率下降了，离婚率和单身家庭数量上升了。预期寿命和老年人的比例也是如此。

就在那时，第一批租赁家庭出现了。1989年，东京一家专门从事企业员工培训的公司的总裁小泽一郎( Satsuki iwa )开始将子女和孙儿租给被忽视的老人——这是她从听到企业员工因太忙而无暇探望父母而产生的想法。媒体广泛报道了小泽的服务；几年之内，她已向一百多个客户派遣了亲戚。一对夫妇雇了一个儿子来听父亲的不幸故事。他们真正的儿子和他们住在一起，但拒绝听故事。此外，这对夫妇真正的孙子已经过了婴儿期，祖父母错过了触摸婴儿皮肤的机会。一个租来的儿子和儿媳住了三个小时，既有一个婴儿，又对不愉快的故事有很高的容忍度，他们的来访费用是一千一百美元。其他客户包括一对年轻夫妇，他们为自己的孩子租了替代祖父母，还有一个单身汉，他租了一个妻子和女儿，以体验他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核心家庭。

租赁亲人的想法在公众的想象中生根发芽。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盛行，充满文化相对主义的时代，租赁相对主义恰如其分。1993年，著名侦探小说作家山村美紗（Misa Yamamura ）发表了《租赁家庭凶杀案》，这是一个老年癌症患者为一个疏忽的儿子复仇的故事，她抵押了家里的房子，租了一个更体贴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向一个疏忽大意的儿子报了仇。在她被谋杀后，发现了两份遗嘱——一份是对儿子有利的，另一份是对租来的亲人有利的——戏剧性地表现了父母和孩子之间关于孝道和经济关系的紧张关系。

从那时起，租赁亲人激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东京，我会见了评论家大井孝行（Takayuki Tatsumi），他在90年代写了一篇关于这一趋势的调查。他解释说，后现代主义和古怪的小说家用租来的亲人来代表“虚拟家庭”，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明治时期，当时收养家庭成员是很普遍的，而生物谱系服从于家庭的完整性。“根据福柯的说法，一切都是建构的，而不是本质上确定的，”大井说。“重要的是功能。“我记得我在报纸上读到的一篇关于她的文章。“我们提供的不是家庭感情，”她说，“而是通过家庭形式表达的人类感情。”

替代或租赁亲人继续在文学和电影中出现，并出现在我最近在飞机上看到的三部日本电影中。在一部喜剧《替身小偷》中，一个没有亲人的孤儿与一系列陌生人形成情感纽带，他在闯入一所房子时遇到了这些陌生人；在另一个例子中，继父付钱给他继女的游手好闲的父亲，让他花时间陪她。这些描写的情绪似乎在市场炼金术带来的喜悦和“杜鲁门秀”之间交替变化，前者把陌生人变成了亲人，后者则像偏执狂一样，认为你爱的每个人都在扮演一个角色。

欣快和恐惧都可能源于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战后工薪阶层生活方式的侵蚀。38 %的劳动力现在由非正式工人组成。(日本媒体对租赁气人的报道大多将这份工作作为一项“辅助工作”，报纸读者可以利用它来补充收入。）2010年，单身家庭的数量开始超过核心家庭。在日本，和其他地方一样，今天的年轻人有更多的流动和个人自我表达的机会，但在安全、社区和家庭方面的经验较少。与此同时，老年人的人数正在增加。在2008年的一部电影中，一个年长的女人故意让一个年轻的骗子欺骗她，因为他让她想起了她死去的儿子。这部电影的背景部分有一个为无家可归的老人而设的纸板村，在东京确实存在。

就像日本社会的许多方面一样，租赁亲人们常常被解释为是根据真实的个人感受和社会期望的二元结构。真实性和一贯性并不一定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被重视的，而在传统的社会期望背后隐藏真实的个人感受往往被解释为无私和社交的行为，而不是欺骗或伪善。一个恰当的例子是：那个租赁假父母参加婚礼的男人最终告诉了他的妻子，是因为他的亲生父母已经去世，他才这样做的。一切都很顺利。她说，她明白他的目的不是欺骗她，而是为了避免他们婚礼上的麻烦。她甚至感谢他这么体贴。

不言而喻，日本租赁亲人相关业务的许多方面是日本特有的，但整个人类历史上，人们也一直在付钱给陌生人，让他们来扮演这些亲人的角色。雇佣哀悼者存在于古希腊、罗马和中国，在犹太和基督教传统，以及早期的伊斯兰世界；他们受到梭伦（Solon）、圣保罗（St. Paul）和约翰·温索斯托（st. John Chrysostom ）的谴责。它们仍然存在于中国、印度，最近还存在于英国。自2013年起，一家送葬者租赁服务开始运作。那么，如果不是租赁亲人，保姆、护士和厨师又是什么呢? 毕竟这些传统上都是由母亲、女儿和妻子来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家庭被定义为提供“金钱买不到的爱”是比较新近的说法。在工业化以前，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家庭，每一个孩子都意味着一双手。工业化之后，人们开始在外面工作，挣固定的工资，每个孩子都意味着一张嘴。在一个由市场支配的世界里，家庭成了一个提供无条件爱的庇护所。

1898年，乌托邦女性主义者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将“浪漫爱情”和“母性牺牲”描述为意识形态的结构：一个诱饵和开关，使女性留在家里。年轻女孩被教育成为一个重视浪漫的人，培养她们的美貌来吸引一个丈夫——然后，通过一项不言而喻的合同，在没有任何准备或培训的情况下，她们被期望成为全职的、无偿的护士、教育者和清洁工，这是由一种“神秘的‘母性本能’驱动的，这种本能在时机成熟时会自动产生。

在19世纪末的日本，国家引入了一种“浪漫的爱情意识形态”，用类似的术语定义了“女性生活的理想序列”：浪漫爱情(求爱)，然后是婚姻、分娩、唤醒“培育母爱”，并成功地承担起一个非性化的“照料角色”。人类学家竹山秋子( Akiko Takeyama )最近在一本书中写道，在那里，女性支付服务费与风度翩翩、殷勤体贴的男性喝酒聊天。有些家庭主妇在主人身上花了几万或几十万美元，做额外的工作，节省食品杂货，或勒索丈夫。这样，她们第一次体验到“浪漫”，因为她们成为全职照顾者和管家，她们的丈夫开始称他们为“母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租赁伴侣、父母或孩子的想法可能没有那么奇怪，因为育儿和家务劳动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无法购买的浪漫爱情的表现。父权制资本主义在将后一种观念推广为人类普遍观念方面，从而获得了既得利益：正如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威廉·赖克（Wilhelm Reich ）指出的那样，由于妇女提供免费家务和照料，资本家可以减少男性的工资。还有其他不公正的地方。正如吉尔曼所指出的，当照料成为妻子和母亲的专属、无报酬权限时，没有家庭的人就无法获得照料: “只有已婚者及其直系亲属有权过上舒适和健康的生活。”她的解决办法是，每个家庭主妇的无报酬工作——托儿所教育、家务管理、食物准备等——应分配给有报酬的专家。相反，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这些任务不是成为受人尊敬的高薪职业，而是零碎地强加给社会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妇女，让比她们更有特权的同龄人自由地从事职业。

当石井谈到“纠正不公”时，他的意思似乎和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意思差不多。“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家——单身汉、丈夫或鳏夫、女孩、妻子或寡妇，”吉尔曼写道。多亏了Family Romance，像西田一夫这样失去家人的人可以租一个妻子和一个女儿，这样就有了家的舒适：各式各样的煎饼，妻子说“欢迎”的声音，偶尔还会在他肋骨上戳一下子女儿。

九年前，30岁出头的牙科保健员玲子( Reiko )联系了Family Romance，为她10岁的女儿玛娜（Mana）租了一个兼职父亲。玛娜和日本许多单亲母亲的孩子一样，在学校受到欺凌。玲子从四个候选人中选了一个声音最亲切的。从那以后，这位租来的亲人一直定期来访。现年十九岁的玛娜还没有被告知他不是她的亲生父亲。

我和智子在东京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拥挤的茶室里遇见了玲子。这次会议是石井安排的，他说他稍后会和我们一起去。现年40岁的玲子穿着一件简单的海蓝色毛衣，一条格子围巾，还有一件漂亮的海蓝色羊毛外套，看起来比房间里的其他人显得更加柔和。

“这是我第一次讲我的故事，”她低声说，环视了一下房间。她解释说，她在发现自己怀孕后，在21岁时嫁给了玛娜的父亲，一个叫稻盛（Inaba）的男人。他成了虐待狂，她在生完孩子后不久就和他离婚了。对玛娜来说，玲子只说她和玛娜的父亲很久以前就有过分歧，那时她还是个婴儿。玛娜认为这意味着她应该为她父亲的离开负责，玲子说的任何话都不能改变她的想法。

在学校，玛娜沉默寡言，很难交到朋友。十岁时，她尽可能避开同学，要么整天呆在学校护士办公室，要么呆在家里的房间里，除了玲子在工作的时候，很少出现。玛娜已经三个月没上学了，玲子找到了Family Romance。在订单上她描述了她想要的女儿的父亲。不管玛娜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玲子写道，他应该以仁慈来回应。

当新的稻盛第一次来拜访时，玛娜像往常一样在她的房间里，不肯开门。稻盛终于把门打开了一条缝。他和玲子看到玛娜在她的床上，用被子蒙着头。在门口和她说话之后，稻盛大胆地走进来，坐在床上，抚摸着她的手臂，道歉。当翻译到那一部分时，智子停了下来，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过了一会儿，她说出了稻盛对玛娜说的话:“很抱歉我没有来见你。”

玛娜从被子下面钻出来，但没有使眼神接触。稻盛注意到墙上有一张男孩乐队Arashi的海报，告诉她，他曾经在 Arashi 的一个视频中当过临时演员。这时玛娜终于看了他一眼。“他说的有多少是真的？”玲子在走廊里感到很疑惑。

几个小时后，稻盛和玛娜下楼，他们一起吃了一顿“尴尬到难以置信的午餐”。饭后，玲子在厨房里收拾东西，把稻盛和玛娜留在一起。他们在YouTube上找到了Arashi的视频。稻盛好像真的在里面，但就一秒钟。在预定的四个小时结束时，他站了起来，看起来很高兴的玛娜开始怀疑:“哦，你要走了——你是谁？”

玲子决定定期雇用稻盛，每月两次，每次四到八个小时，费用为二万或四万日元。为了负担得起，玲子花在食物上的钱减少了，开始在跳蚤市场买衣服。三四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她下班回到家，问玛娜今天过得怎么样，多年来第一次，玛娜回答说她在电视上看了些什么。当她谈到玛娜“终于知道她父亲很担心她”和“她成了一个正常的、外向的、快乐的孩子”时，我看到玲子脸上露出了喜色。“玲子开始提前几个月预订稻盛，过生日、家长会，甚至是去迪士尼乐园或附近温泉。为了解释为什么他们永远不能在一起过夜，玲子告诉玛娜，稻盛再婚了，有了新的家庭。

当我问玲子，她是否打算在某一天告诉玛娜真相时，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不，我永远不能告诉她，”她说，然后开始笑。“有时候我真希望稻盛和我结婚，”她说。“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这样说，但当他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也很高兴。虽然时间有限，但我可以非常非常高兴。说实话，他是个很好的人。也许你看到他时也会这样想。”

原来，玲子被告知，稻盛会和我们一起去茶室。当我们说，我们以为来的人是石井时，她说她对这个人一无所知。“我认为稻盛和石井可能是同一个人，”智子说。玲子似乎对此持怀疑态度：她不认为稻盛是Family Romance的总裁。有好长一会儿，我们都坐在那里，搅拌着加糖的柚子汁。

然后石井走向我们的桌子，穿着一件黑色高领毛衣，黑色外套。“稻盛！”玲子惊呼道。

石井向玲子客气地介绍了自己。她以戏谑的愤怒作出反应：通常，他们以夫妻的身份互相交谈。

现在他们并排坐在我和智子的对面，没有看着对方。本来想着，在石井加入我们之后，我可以一起采访他们，但他们似乎谈不到一起去，有一段时间，对着他们，我甚至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有没有想过稻盛的真名，以及他以后的生活？”我最后问玲子。

她说她没有，现在也没有想；她觉得自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认为他不会改变，”她说。“他很自然。现在我看到他这个样子，这是一样的。”石井微笑着抗议，提醒她今天她是他的客户，而不是他的妻子。

“你这里有东西，”灵子指着嘴角说，他反射性地转向镜子，擦了擦嘴。这是他第一次在石井和稻盛之间有明显的交叉。

玲子和石井开始回忆他们第一次和玛娜共进午餐的情景。玲子准备了太多的食物——油炸大虾、烤牛肉、玉米汤，所有玛娜喜欢的东西——石井回忆说，他决定“像父亲一样吃”，对他来说，这意味着“毫不犹豫，毫不顾虑”。为了示范，他俯过桌子，伸出一只胳膊肘，做了一个铲的动作。玲子高兴地笑了。她的眼神和我的相遇，我向她微笑。我不是假装的，而是一个真正的微笑。 但是我在笑什么呢？

我问一个真正的家庭和一个租赁的家庭之间的关系。石井回答说，虽然租赁的家庭不是真实存在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家庭”。我觉得这个想法有点抽象，但玲子说她完全理解。“如果我没有离婚，仍然在婚姻中，我不认为我会笑成这样，或者是我会感到如此快乐，”她说。“真正的家庭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

最后，她起身离开了。当她穿上海蓝色外套时，她说她感到很清爽。 她的脸看起来容光焕发，比我们见面时更有活力。看着她走，给我一种痛苦的感觉。我能感觉到她有多爱他。

石井说了一声抱歉，自己去了卫生间，我和智子想知道为什么石井选择在我们面前向玲子透露他的真实身份。也许他需要外人来相信他想要告诉她的：他经营着一个雄心勃勃的大企业，他们的关系不是真实的，他们永远不会结婚。当他回到桌前时，我问他是否准备告诉玲子，他应该停止以稻盛的身份拜访。

他说他已经做了。玛娜很快就要二十岁了。“如果玛娜结婚生子，我就会有孙子孙女，”他说。孙子孙女们当然很棒，但他们不可避免地代表了世界上更多的人，人们不得不对他们撒谎——更不用说玛娜的丈夫和姻亲了。“在那之前，我告诉玲子，她需要告诉她真相。”

“你认为玲子会同意吗？”我问。

石井犹豫了一下，说，“玲子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她想继续下去。”

他说他真的认为如果他们告诉玛娜真相，玛娜会理解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能让玛娜把这个故事看作是一个母亲的故事，让一个有限的男人，以他自己有限的方式，展现了她的善良和稳定。当然，他每小时收费50美元，但世界上到处都是人，无论你付了多少钱，他们都无法表现出善良，也无法到场。那么，善良是否会因为金钱易手而失效？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结婚，”石井说。尽管他还是单身，但他还是遇到了很多未婚妻的父母，亲吻了十几个新娘，为欺骗道歉，甚至还参加了一次分娩。他在迪士尼乐园度过了几天，参加私立学校的面试、家长会和毕业典礼。如果他成为一个父亲，他对自己孩子的感觉会和他在工作中的感觉有什么不同？“我现在担心我可能只是会扮演一个好父亲，”他说。

有时候他会梦到玛娜，告诉她，他不是她的亲生父亲。“这是一个梦，所以她接受了，”他说。“她接受了事实，但后来她说，‘即使那样，你仍然是我爸爸。”

“你有你是她父亲的那种感觉吗？”我问。

石井闭上眼睛，看上去疲惫不堪。“这证明了一种可能性——即使我们不是一个真正的家庭，即使是一个租赁家庭——我们相互交流的方式，也能使这成为一种家庭的形式。”

那天晚上，我回到酒店，感到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对我听到的所有故事感到困惑，于是我决定花一大笔钱做一次室内按摩。与哭泣的剑客和租来的母亲不同，按摩并不算工作开支。另一方面，我推断，我可能会错过在美国预约的心理医生，这比按摩要贵，所以我真的是在省钱。

两个小时后，一个笑容可掬的年轻女子敲了敲门，等待着被邀请进屋，她脱下鞋子后，给我一张需要签名的表格。表格上说，我同意不要求性按摩，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会保持酒店房间的门半开。所有的东西都有助于营造梦幻般的气氛：她柔和的声音和确定的触感，我躺在床上的事实，以及东京酒店房间的紧凑性，这意味着她不得不定期地四处走动，以腾出足够的空间来站立。不知什么时候，我意识到我们像这样在一起真奇怪。“你的肩膀这么硬！”她说，然后用手指帮我放松肌肉。我感到充满了爱和感激，想到我付钱给她这个本来会感到不舒服的事实，反而是一种快乐和宽慰的来源，因为这意味着我根本不必考虑任何事情。我可以放松一下。这种感觉就像是无条件的爱——那种你从生活中的人那里得不到的爱，因为他们也有需要，你总是要轮流去做。我不必给她按摩或听她的问题，因为我给了她钱，她可以用这些钱做任何她想做的事：付帐单，买件外套，甚至雇个人给她按摩或听她的问题。在这段时间里，她注意到了我，而我却没有注意到她，这一点是不会被记录在一个分类账里的，在这个分类账里，她可以积攒多年来对我的怨恨。我不必感到内疚，这就是我付钱的原因。

我一开始就认为，租赁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无条件爱的概念。现在我发现自己在想，是否有可能得到无条件的爱而不付出代价。我一直在问自己，石井对玲子和她的女儿到底有什么感觉，当我从这些方面考虑时，这些问题更有意义。一个人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以专业的方式做事，以换取金钱和认可，而他不可能无限期地免费做事。我知道石井已经为他的工作做了很多准备，看家庭电影来学习“善良的父亲”如何走路、说话和吃饭。同样地，我也读过一篇关于一位俱乐部的工作人员的文章，他研读浪漫小说是为了能够预见并满足他的客户的每一个需求。“给女人理想的浪漫需要努力工作，”他说，“而这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他不可能为真正的女朋友而如此努力。

我想到了我错过的心理医生的预约，然后想起了我遇到的一位心理学教授肯吉·卡梅古奇（Kenji Kameguchi），他在过去30年里一直在努力在厌恶冲突、坚忍不拔的日本推广家庭治疗，尽管在日本心理治疗仍然受到指责。他说，他认为租赁亲人以一种非学校教育的方式，履行了一些功能的团体治疗技术，比如心理戏剧，在这种治疗中，病人会表现出并即兴创作彼此的过去情景或心理过程，戏剧性的反应可以帮助人们，而与他们交谈却无法帮助他们，因为，即使我们无法告诉别人我们的问题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与另一个人一起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移情，弗洛伊德心理治疗的一个关键因素，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治疗师成为病人的租赁亲人。

想到移情，我发现自己在想谁是女按摩师的替代品。那个没能让我哭泣的剑客？我那个星期没能见到的心理治疗师？我可能已经雇了心理医生来重放那些和我童年时的自我有关系的父母？我感觉到一种海龟一直往下坠落的感觉。我的下一个想法是，能否在东京租一只海龟？按摩师走后，我查了一下。两次点击后，我发现了一篇文章，介绍一个横滨亚热带茶馆，在那里，只需要一壶茶的价格，游客就可以处理各种各样的陆地龟。文章中附有一张照片，豹纹陆龟爬上一只更大的苏卡达陆龟，它似乎认为这就是整个世界。

原文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04/30/japans-rent-a-family-industry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